18-19世紀在經濟學思想的發展，可以說是歐洲的天下，名家輩出，大放異彩。而美國則是後起之秀。無論你同意或不同意他們的學說，他們的學說己成經濟學的經典。在凱恩斯之前，經濟學一般是研究人們的經濟行為，凱恩斯出現之後，經濟學則引入政府的經濟政策作為治國之道。但無論如何，這些思想在中國過去數千年的歷史是從來沒有過的。孔子説：「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意指以德來治理國政，好比北極星位於天的中樞，人民歸附，衆星擁戴。所以有德行便可治國。現在一般的說法是要才德兼備。以前的社會是德先行，皇帝喜歡，才幹不是不重要，而是能做就做，做不來就換人，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
中國過去為什麼沒有經濟學思想，我在這裡可以綜合為三大原因：
1. 與科學一樣，經濟學需要一套完整的理論及分柝系統，而中國過去只重視道德倫理，四書五經，邏輯思維方式從來不被皇權重視；
2. 中國人缺乏團體生活，民族差異，各自為政，令集體創造知識的機制受到阻礙，加上缺乏政府的支持，專門學科難以發展起來及普及
3. 政府重農輕商的舊社會思維，令經濟學思想在社會不被重視。
如果從政策的角度看，可以綜合為三大因素：
1. 傳統觀念的約朿－影響人們的思想及處事方式；
2. 敎育政策－影響人才的全面培育，因此也影響對社會問題的分析能力；
3. 政府的取向－有助平衡社會的偏見或不足之處
不過這些原因也不可獨立視之，亦會互為影響。譬如說舊社會政府不重視科學，那可不是個別朝代的問題，而是朝朝代代都是這祥。況且有不少西學流入，難道連學別人的東西也不懂嗎？這就說明不光是人的問題，也可能跟傳統守舊觀念有關。其實中國也有才智之士能製造很多精巧的器具與機械，但這些研製會被視為「奇技淫巧」，得不到鼓勵，以致中西方的科技發展差距愈拉愈遠。
北宋的王安石(1021-1086)與司馬光(1019-1086)在1068年曾爭論財政問題。司馬光説天下財貨，「不在民則在官。」意思是説國家財富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搜刮而得，左手交右手而巳。王安石說：「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王安石說出了一個經濟理論，就是以社會上的資源創造財富，國家再以財富用於社會。這其實就是現代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的基本理念。而司馬光是指出在那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裏，國家只是把老百姓看作搜刮的地方。的確那些時侯國家很少會把資源用於社會經濟，而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即使一些較為高等的教育，也只是為政府官員服務。所以民間很多方面都缺乏官方的支持。王安石說的沒錯，但大臣們懂不懂這個道理，皇帝聽不聽進去，那又是另一回事。
政府有沒有投放資源在敎育呢？明朝時期也很重視敎育，朱元璋說：「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不先於學校。」但敎育政策卻走了歪路。例如明朝不重視學院(即私校)，只著重國家的官方思想。官方思想是理學，即新儒學，學的仍然是孔孟之道，另主張「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思想日趨僵化，陳義過高不切實際。科舉考試則著重四書五經，規定用八股文。有學者認為理學是造成國家日漸衰落的罪魁禍首。到清朝時期開始棄用理學，但社會風氣巳形成，己沒有人材去推動改革。
大學(University)是創造知識的搖欖。那麼中國什麼時侯才有大學？世界最早的大學可追朔到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於西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建立的柏拉圖學院(Academy)，教授哲學、數學、體育，是歐洲大學的雛形。有人說國子監是中國最早期的大學。不過我覺得有點言過其實，因為國子監只招收官員子弟入學，偏重儒學人文教育。國子監是隋代以後的中央官學，隸屬禮部，並可以彈劾官員和國政，屬於為政治服務的機構。南宋時期則設有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及華林學省。華林學省相當於研究院，但亦是政治服務的機構。數學家祖沖之（429－500）便曾被皇帝委派進入華林學省。
中國第一所大專院校於1882年由美國傳敎仕狄考文在登州設立，名為“文會館”。他主持編寫中文教科書，大部分為科學課本。狄考文將利潤贊助在校的貧苦學生，和支付他們化驗工作室的額外開支。文會館早期並非大學，不過有人稱這是中國第一所大學(not e 1)，這便是齊魯大學的前身，正名為山東基督教共和大學，為1904-1952年在中國山東省的一所綜合性大學。
中國真正第一所大學乃始於1887年。英籍德人Gustav
Derting找了一班外國商人贊助投資創辦大學。李鴻章贊同並撥一塊地做校址，招收優秀的知識分子入學。校名為呑納學院(Tenney College），亦稱為天津「博文書院」。 Gustav Derting還聘請了英國皇家學院畢業生Tenney Daniel於學院中辦補習班，令學生達到入學的水準。1914年博文書院轉輾正名為國立北洋大學，這便是中國第一所大學。(note 2)
由此可見，中國的大學是從西方引進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嗎？。以香港為例，資源缺乏迫使香港要對外貿易通商，否則難以生存。這是有客觀條件迫出來的。而中國有這麼大，什麼都有，基本可以不假外求，所以就沒迫切性向外國人學習，形成固步自封的心態。而且中國有很多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傳統。傳統就好像是一座金鐘罩，皇權也是受到傳統觀念的制約，要破舊立新談何容易。中國過去是家天下時代，尊卑有序，只聽從皇帝一人的意旨，不容許挑釁，社會上的思想受到限制，特別是用文字獄來壓制思想空間，有創意的人才無法發揮。
過去的歷史是非對錯，我們是沒法改變的。更重要的是，大家要正面看待歷史，認識問題所在，鑑古知今，不再重覆過去的錯誤。胡適說中國人用「帝國主義」四個字便可以把西方文明輕輕抹煞。然而民族性是長期形成的，歷史在爭逐利益中起伏跌盪，很多事情也不是說馬上能改變過來，政府的取向便變得非常關鍵，可以對人們起到引導作用。就以兩個各方面相同的家庭為例，一個重視敎育，另一個不重視敎育，一個重視規則，另一個不講規則…往後的差別大家可想而知。不一定跟這兩個家庭成員的聰明愚笨有關系，而是他們各自的取向對前途起了決定性的走向。
凱恩斯曾説過，經濟學並不難，但要找到對經濟有觸角的人則甚難。直到今天，中國雖然重視科學發展，但本土仍然無法産出世界級的經濟學家。畢竟經濟與政治已連成一體，經濟學的發展可能需要社會有更自由的思想空間。這文章是從「今」的觀點角度去看「古」的問題核心。穿越古今，探尋中外，思考未來，這裡不是終結，而是開始，以後希望還有更多人來作補充校正。
Note
(1)
中國最早的大專—文會館乃由美國狄考文博士（Calvin Mateer D.D.,L.L.D., 1836-1908）創於1884年，原來是文會館小學，多年後加設中學，終於1872年增加大專課程。狄考文保留最好的儒家思想加上最新的西方知識，仿照美國學制，小、中、大學各四年。那時清朝中葉極度排外，民眾自尊心重，若有西方人進城會被辱駡或欺侮。且民多文盲及迷信。原來登州本地人不肯也不敢將房産賣給外國人，一間半荒蕪的觀音堂被長老會買下整修，狄考文就在此處開課，並於1865年在登州觀音堂開設了文會館。1904年文會館與青州的廣德書院合併，定名爲廣文學堂。這是中國第一間大學-廣文大學。經過多年的經營，廣文大學試驗室與工作房的設備之齊爲全國之冠。除教授中學所讀的課本外，還有授西方科學知識，數學和宗教課程。那時中國還未有英漢字典、故必須借用英日字典做翻譯。他聘請了一位精通日語的中國人做翻譯。由於當時沒有版權法，他翻譯的課本被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紛紛抄錄。狄考文服務中國40餘年，只回國4次，每次都是爲募捐和學習。狄考文還義務為當地商人設計過紡麻及織麻袋布機器，拉鐵絲做釘子的機器。
(2)
最早的大學出現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及西班牙：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1088),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French (1150),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1167), the University
of Modena, Italy (1175), the University of Palencia, Spain (1208),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1209), the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Spain (1218),
the 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 French (1220), the University of
Padua, Italy (1222),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 II, Italy (1224),
and the University of Toulouse, French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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