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強調一點，所有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在內，都是研究集體行為(group behaviour)，個人行為(individual behaviour)是不適用的。而宏觀經濟學更是一種統計現象，個人的經濟行為並不是主體。
我提出的理性假設背後有兩個重要的啟示：
(一) 要有競爭環境 - 理性表示大家追求的方向一致(即理性傾向)，競爭表示市場存有優劣，最終的結局當然是優勝劣敗，勝者為王邁向利潤極大化的目標。若是由政府操控的市場，只有一兩家平庸企業參予，傻鬥傻，理性就起不到什麼作用了。特別是面對著一個腐敗的政府，理性行為甚至會被引導向尋租活動(rent seeking)方面。在市場不成熟的環境下，特別是經濟發展落後地區，競爭的程度不夠，市場不活躍，缺乏「爭勝」的動力，經濟學的理論有可能無法取得驗證上的結果。
(二) 不超出研究範圍 - 經濟學上的理性屬於狹義的理性定義，所以經濟學的分析範圍不能無限度引申，若然超出經濟學的分析範圍，狹義理性定義將會轉為廣義的理性定義，理性傾向的方向不會一致，分析的可測性會大為下降。特別是微觀經濟學分析就需留意。
關於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我就想起貝加(Gary
Becker,
1930
– 2014, USA)，他是最早讓經濟學的範疇引入家庭關係此一題目的人之一。他的經濟學還應用於犯罪與刑罰等領域。所謂清官難審家庭事，意味著家庭事並非用經濟常理可以解釋。在廣義理性的定義下，效用極大化的應用未必可以成立。特別是家庭事的成因複雜，只放一兩個經濟因素在數學模型中，再加上一大堆的假設，得出來的結論是有很大爭議的。
在貝加的《家庭論》，放在經濟學分析上，小孩竟被視為「耐用消費品」與其他商品無異，這種說法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合情理的。父母子女之間的交往已經不適用經濟學中的狹義理性定義。
還有貝加把生孩子看成是投資工具，問題是父母又如何能事先準確知道(perfect foresight)他們所生孩子將來的質量，從而決定生孩子的數量？要不然就全面一點，直接把孩子看做「搖錢樹」，估計一下將來能生多少財，生多少個才達致邊際均衡。若然生兒育女都可以用效用極大化去分析，何不索性建議設立「生仔市場」，需符合一定條件，但不可販賣，擇優而生，不亦樂乎？同性戀者及非婚主義者最受惠。
貝加還有一個「不肖子定理」(Rotten
kid theorem)。該定理假設家庭成員的本性是自私的，貝加用一個數學模型，假設孩子裡有一位性格自私不肖子會破壞他兄弟姐妹的激勵。父母可以通過將不肖子的財富來端正他的行為。定理建議父母應該推遲給孩子金錢。這些分析也是走出了經濟學中的狹義理性的定義，用一大堆不切實際的假設去建立一個數學模型，然後得出一個似是而非的建議。家庭問題錯綜複雜，錢可能會是其中一個問題，但不一定是主要問題，錢就能解決家庭問題嗎？世事真有如此簡單嗎？在廣義理性定義下，理性是無所不包的，數學模型就只有放那幾個變數，其結論也走不出這幾個變數的五指山之外。這些學者根本沒有在問題背後作深思熟慮而妄下判斷。可以這樣說，若走出狹義理性定義之外，不涉理性假設的理論較適宜應用數學模型去分析。
就以貝加與另一學者Kevin M. Murphy提出理性成癮（Rational addiction,
1988）的假說為例，包括各種成癮行為，如吸食毒品等。他用數學模型來解釋，但假設成癮者事前完全知道成癮後需要付出的代價。倘若折算後的效用(discounted utility)高於成癮後一生中需要付出的代價，當事人會願意成癮。但問題是，當事人怎可能事前完全知道(perfect foresight)成癮後一生中需要付出多少代價？而且這類問題背後原因複雜，可能牽涉家庭倫理問題，或受朋輩的影響，是社會問題多於經濟問題。成癮的代價亦並不單只是錢的問題，可能帶來健康的問題，更可能帶來更多的罪案，造成其他社會問題(externalities)。有學者甚至指摘這理論荒謬(absurd)。這個理性成癮的理論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向這些成癮物品抽重稅，成癮者知道成癮後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自然會退卻。抽重稅去減少需求也不是什麼重大發現。香煙可以這樣，但毒品又怎能被社會接受？
還有貝加分析偷竊行為，結論是用嚴刑對付小偷令其機會成本大增，便能減少偷竊活動。但我可以告訴你，中國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已經會用嚴刑峻法了，還要經濟學家敎路嗎？
正如我之前說過，經濟學家要考慮在什麼情況下適宜運用數理在經濟學上。像這類問題便不適宜被放在現代經濟學理性選擇的框架下去解釋。為數理化而數理化，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數學模型被濫用的情況司空見慣。其所得的結論根本沒有什麼參考價值，甚至令人生疑。
貝加在《從經濟看人生》（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Life, 1992）開宗明義地指出，他的經濟分析方法並不假設人們是自利或為了金錢利益： The economic approach I refer to does not assume that
individuals are motivated solely by selfishness or gain。他說人們的行為是受到更多價值觀和品味影響： Behaviour is driven by a much richer set of values and
preferences。這當然是事實，但這己離開狹義理性的定義，因此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放在經濟學的架構裡進行分析。
換了價值觀和品味的因素，因人而異，一人有一個夢想，要用普遍性的分析方法可以說是異想天開。但更奇怪哉的是，貝加在分析家庭論竟然用上效用極大化的假設：The rational choice analysis of family behaviour
builds on maximizing behaviour。要考慮其他非金錢利益的因素是可以的，但離開狹義理性的定義，效用極大化是不能亂用的。若然離開狹義理性的定義，金錢利益可能會是其中之一個因素，但放在經濟學的架構裡其普遍性並不高，貝加就是還沒搞清楚經濟學理性假設的含意。
總的來看，貝加犯了雙重錯誤。第一，貝加認為(微觀)經濟學無需理性假設，可能貝加也是受艾智仁的文章所影響；第二，貝加走出了狹義理性的定義的範圍仍引用效用極大化，舊調重彈。事實上，他雖認為無需理性假設，但仍經常引用效用極大化的假設。但我不是說貝加的分析有錯，只是其結論的公理性弱，沒有什麼價值。
經濟學家沒有想到理性假設是會影響經濟學的分析範圍，我估計他們誤以為經濟學無須引用理性假設也會成立，都是艾智仁闖的禍，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可能經濟學家己經江郎才盡，所以效用極大化分析才會被濫用。然而，不是什麼事都適宜用效用極大化去分析的。現時的經濟學走向數理方向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垃圾文章一大埋，對學術沒貢獻，對社會更沒貢獻，極不環保! 更甚者是離經叛道，誤導學子。所以我才建議取消學報印刷，改以網上發布，不拘於一格，各展所長，令一些沒有數理，純粹思想哲學性的文章也可公開，這樣對只偏重數理的學者也會有幫助，可以幫助刺激思考。沒有思想，數理經濟學是沒有靈魂的，是飛不起來的。
以數理經濟學家德布魯Gérard
Debreu (1921 – 2004, French & USA) 為例，1954年他與阿羅(K Arrow, USA)合作發表一般均衡理論(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指出在一些特定條件下，市場會出現一般均衡。德布魯於1983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這篇文章是沒有什麼思想的，主要是根據古典經濟學的無形之手的均衡概念用數學去演譯而已。也不能說是驗證，因為數學模型裡面有很多條件限制才做出來，現實是不可能這樣的。這些都只能說是「數學習作」，對經濟學沒什麼貢獻，對社會更不用說了。
學報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那個時候看不到有今天的網絡世界，網絡時代令資訊急速膨漲，在這個年代出版是沒什麼了不起的事，甚至很多新一代已不讀報了。學報的制度已不能與時並進，來一個革新，文責自負，登者自付，自由發揮，公諸同好，將會令學術更自由，公平及公開。今後經濟學家應多在思想上做工夫，經濟學才會有生命力，才有向前發展的動力。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