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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過去為什麼出不了一個經濟學家？ - (6) 完

18-19世紀在經濟學思想的發展，可以說是歐洲的天下，名家輩出，大放異彩。而美國則是後起之秀。無論你同意或不同意他們的學說，他們的學說己成經濟學的經典。在凱恩斯之前，經濟學一般是研究人們的經濟行為，凱恩斯出現之後，經濟學則引入政府的經濟政策作為治國之道。但無論如何，這些思想在中國過去數千年的歷史是從來沒有過的。孔子説：「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意指以德來治理國政，好比北極星位於天的中樞，人民歸附，衆星擁戴。所以有德行便可治國。現在一般的說法是要才德兼備。以前的社會是德先行，皇帝喜歡，才幹不是不重要，而是能做就做，做不來就換人，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

中國過去為什麼沒有經濟學思想，我在這裡可以綜合為三大原因：

1. 與科學一樣，經濟學需要一套完整的理論及分柝系統，而中國過去只重視道德倫理，四書五經，邏輯思維方式從來不被皇權重視；

2. 中國人缺乏團體生活，民族差異，各自為政，令集體創造知識的機制受到阻礙，加上缺乏政府的支持，專門學科難以發展起來及普及

3. 政府重農輕商的舊社會思維，令經濟學思想在社會不被重視。

如果從政策的角度看，可以綜合為三大因素：

1. 傳統觀念的約朿－影響人們的思想及處事方式；

2. 敎育政策－影響人才的全面培育，因此也影響對社會問題的分析能力；

3. 政府的取向－有助平衡社會的偏見或不足之處

不過這些原因也不可獨立視之，亦會互為影響。譬如說舊社會政府不重視科學，那可不是個別朝代的問題，而是朝朝代代都是這祥。況且有不少西學流入，難道連學別人的東西也不懂嗎？這就說明不光是人的問題，也可能跟傳統守舊觀念有關。其實中國也有才智之士能製造很多精巧的器具與機械，但這些研製會被視為「奇技淫巧」，得不到鼓勵，以致中西方的科技發展差距愈拉愈遠。

北宋的王安石(1021-1086)與司馬光(1019-1086)在1068年曾爭論財政問題。司馬光説天下財貨，「不在民則在官。」意思是説國家財富都是從老百姓身上搜刮而得，左手交右手而巳。王安石說：「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王安石說出了一個經濟理論，就是以社會上的資源創造財富，國家再以財富用於社會。這其實就是現代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的基本理念。而司馬光是指出在那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裏，國家只是把老百姓看作搜刮的地方。的確那些時侯國家很少會把資源用於社會經濟，而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即使一些較為高等的教育，也只是為政府官員服務。所以民間很多方面都缺乏官方的支持。王安石說的沒錯，但大臣們懂不懂這個道理，皇帝聽不聽進去，那又是另一回事。

政府有沒有投放資源在敎育呢？明朝時期也很重視敎育，朱元璋說：「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不先於學校。」但敎育政策卻走了歪路。例如明朝不重視學院(即私校)，只著重國家的官方思想。官方思想是理學，即新儒學，學的仍然是孔孟之道，另主張「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思想日趨僵化，陳義過高不切實際。科舉考試則著重四書五經，規定用八股文。有學者認為理學是造成國家日漸衰落的罪魁禍首。到清朝時期開始棄用理學，但社會風氣巳形成，己沒有人材去推動改革。

大學(University)是創造知識的搖欖。那麼中國什麼時侯才有大學？世界最早的大學可追朔到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於西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建立的柏拉圖學院(Academy)，教授哲學、數學、體育，是歐洲大學的雛形。有人說國子監是中國最早期的大學。不過我覺得有點言過其實，因為國子監只招收官員子弟入學，偏重儒學人文教育。國子監是隋代以後的中央官學，隸屬禮部，並可以彈劾官員和國政，屬於為政治服務的機構。南宋時期則設有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及華林學省。華林學省相當於研究院，但亦是政治服務的機構。數學家祖沖之（429－500）便曾被皇帝委派進入華林學省。

中國第一所大專院校於1882年由美國傳敎仕狄考文在登州設立，名為“文會館”。他主持編寫中文教科書，大部分為科學課本。狄考文將利潤贊助在校的貧苦學生，和支付他們化驗工作室的額外開支。文會館早期並非大學，不過有人稱這是中國第一所大學(not e 1)，這便是齊魯大學的前身，正名為山東基督教共和大學，為1904-1952年在中國山東省的一所綜合性大學。

中國真正第一所大學乃始於1887年。英籍德人Gustav Derting找了一班外國商人贊助投資創辦大學。李鴻章贊同並撥一塊地做校址，招收優秀的知識分子入學。校名為呑納學院(Tenney College），亦稱為天津「博文書院」。 Gustav Derting還聘請了英國皇家學院畢業生Tenney Daniel於學院中辦補習班，令學生達到入學的水準。1914年博文書院轉輾正名為國立北洋大學，這便是中國第一所大學。(note 2)

由此可見，中國的大學是從西方引進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嗎？。以香港為例，資源缺乏迫使香港要對外貿易通商，否則難以生存。這是有客觀條件迫出來的。而中國有這麼大，什麼都有，基本可以不假外求，所以就沒迫切性向外國人學習，形成固步自封的心態。而且中國有很多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傳統。傳統就好像是一座金鐘罩，皇權也是受到傳統觀念的制約，要破舊立新談何容易。中國過去是家天下時代，尊卑有序，只聽從皇帝一人的意旨，不容許挑釁，社會上的思想受到限制，特別是用文字獄來壓制思想空間，有創意的人才無法發揮。

過去的歷史是非對錯，我們是沒法改變的。更重要的是，大家要正面看待歷史，認識問題所在，鑑古知今，不再重覆過去的錯誤。胡適說中國人用「帝國主義」四個字便可以把西方文明輕輕抹煞。然而民族性是長期形成的，歷史在爭逐利益中起伏跌盪，很多事情也不是說馬上能改變過來，政府的取向便變得非常關鍵，可以對人們起到引導作用。就以兩個各方面相同的家庭為例，一個重視敎育，另一個不重視敎育，一個重視規則，另一個不講規則…往後的差別大家可想而知。不一定跟這兩個家庭成員的聰明愚笨有關系，而是他們各自的取向對前途起了決定性的走向。

凱恩斯曾説過，經濟學並不難，但要找到對經濟有觸角的人則甚難。直到今天，中國雖然重視科學發展，但本土仍然無法産出世界級的經濟學家。畢竟經濟與政治已連成一體，經濟學的發展可能需要社會有更自由的思想空間。這文章是從「今」的觀點角度去看「古」的問題核心。穿越古今，探尋中外，思考未來，這裡不是終結，而是開始，以後希望還有更多人來作補充校正。

Note

(1)   中國最早的大專—文會館乃由美國狄考文博士（Calvin Mateer D.D.,L.L.D., 1836-1908）創於1884年，原來是文會館小學，多年後加設中學，終於1872年增加大專課程。狄考文保留最好的儒家思想加上最新的西方知識，仿照美國學制，小、中、大學各四年。那時清朝中葉極度排外，民眾自尊心重，若有西方人進城會被辱駡或欺侮。且民多文盲及迷信。原來登州本地人不肯也不敢將房産賣給外國人，一間半荒蕪的觀音堂被長老會買下整修，狄考文就在此處開課，並於1865年在登州觀音堂開設了文會館。1904年文會館與青州的廣德書院合併，定名爲廣文學堂。這是中國第一間大學-廣文大學。經過多年的經營，廣文大學試驗室與工作房的設備之齊爲全國之冠。除教授中學所讀的課本外，還有授西方科學知識，數學和宗教課程。那時中國還未有英漢字典、故必須借用英日字典做翻譯。他聘請了一位精通日語的中國人做翻譯。由於當時沒有版權法，他翻譯的課本被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紛紛抄錄。狄考文服務中國40餘年，只回國4次，每次都是爲募捐和學習。狄考文還義務為當地商人設計過紡麻及織麻袋布機器，拉鐵絲做釘子的機器。

(2)   最早的大學出現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及西班牙：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1088),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French (1150),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1167), the  University of Modena, Italy (1175), the University of Palencia, Spain (1208),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1209), the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Spain (1218), the  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 French (1220), the  University of Padua, Italy (1222),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 II, Italy (1224), and the  University of Toulouse, French (1229)。

中國過去為什麼出不了一個經濟學家？ - (5)

中國有這麽長的文化歷史，究竟成就了什麽？為人民帶來了什麽福祉？梁啟超說，過去中國的歷史只是帝王的歷史，而非國民的歷史。(《新史學》) 而我認為過去中國的歷史也是戰爭的歷史。唐代文學家李華(约715-766) 在《弔古戰場文》指出：「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直到清代，思想家唐甄（1630－1704）所著《潛書》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並指出一切罪惡皆源於帝皇：「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

在學術思想方面，過去可以說是「避世絕俗」，隔绝西方文明， 脱离现實生活。清初開始轉向實用主義，發展出考據學。考據學又稱為「樸學」，漸脫離宋明理學，強調客觀實踐及求證，初具科學探究精神，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最為傑出。西學輸入中國令學風由浮虛轉為務實。但隨著西學大量流入中國，考據學亦逐漸式微。直至清代，盡管有大量西學流入，官方和學術界都無一例外地輕視科學和生產技術，到頭來四海之內民窮仕空。經濟學思想更是乏善可陳。這一篇我會看看西方的經濟學思想是如何開展。由於內容比預期長了，下一篇(6)才會做總結。

西方的經濟學自18世紀開始萌牙，不過那時侯經濟學還未獨立成科。蘇格蘭人阿當史密斯在其名著《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中提出市場有無形之手的概念。阿當史密斯認為商人追逐私利的行為，經無形之手的引導，可為社會帶來整体利益。所以《國富論》对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提供重要的依據。阿當史密斯在分工理論(Division of labour)強調勞動分工可大幅提升生產效率。他提出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的概念，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在19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深遠的影響。真正的經濟學來自生活符合現實。阿當史密斯提出的很多經濟學知識和原理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國富論》的出版促成了在1903 年經濟學脫離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他因而被喻為現代經濟學之父。

稍為後期的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對價值論及現代貿易理論進行了有系統的分析。李嘉圖出生於倫敦的一個猶太移民家庭，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李嘉圖被喻為是最有影響力的古典經濟學家。

其後有英國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他於1890年發表的《經濟學原理》，建立了供給與需求，及個人效用的完整概念，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馬歇爾經濟學被喻為劍橋學派，他的學生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 -1946，UK)，是經濟學界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凱恩斯的主要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引起了經濟學的革命，從上帝之手奪回權杖。他創立了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阿當史密斯認為經濟有無形之手，政府只須維持治安，無須干預市場。直至凱恩斯，他提出市場會出現非自願性失業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難以自行調節，政府可通過財政政策，解決總體需求不足的情況。凱恩斯的這部作品使人們對經濟學和政府關系的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他著名的經濟學家還有捷克的熊彼德(J.A. Schumpeter, 1883-1950) ，他把動態理論引入經濟學，並引入計量經濟理論的研究。英國的米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19世紀具有影響力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猶太裔德國人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與其朋友恩格斯(F.E. Engels)共同完成《資本論》Capital Theory（1867–1894）。馬克思從社會主義觀點出發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了批判。稍晚的有奧地利出生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 V. Hayek，1899－1992），他於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一出版便成為為當時最熱門的暢銷書，也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之一。海耶克在書中批判計畫經濟最終將會導致極權主義，他堅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反對政府干預市場。

中國過去為什麼出不了一個經濟學家？ - (4)

胡適說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但偏偏中國人的做事方式和生活習慣就是有別於西洋人。專研儒學的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書中指出中國人偏重家庭生活，而缺乏集團生活。梁漱溟說西方人注重集團生活有四大特點：1. 公共觀念、2. 紀律習慣、3. 組織能力、4. 法治精神。他進一步指出「西洋人之執法，中國人之徇情」，西洋人處理百事，無論什麼人來一律看待。「然後乃少費話，免糾紛，公事進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

相比之下，中國人慣於用家庭方式處事，梁漱溟說：「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壯弱，其個別情形彰彰在目」。在家庭中，一切按長幼尊卑，「無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梁漱溟說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因此亦缺乏政治能力。這無疑解釋了為什麼西方人能組織研究學術的團體，而中國人卻不能。很明顯的道理，學術不能以長幼尊卑的方式處理。學術團體需要很堅實的合作精神，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反觀中國人的個人功利慾較強，寫詩寫得好從來是自家的事，學術那裡會有合作這回事？

中國人偏重家庭生活亦産生「排外」的心態。排外是指傾向排除家庭以外的訴求。事實上，中國過去數千年來(堯舜之後)，是奉行封建時代的「家天下」，所有事均以家庭利益為核心，「輕個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梁漱溟還指出：「中國始終墨守其古樸的農業社會不變，素不擅發財。如何能歸之於經濟力量？」(《中國文化要義》p.7) 所謂的「不擅發財」我相信是指經商。早於17世紀，英國己經是世界最大商貿國。當時英國向乾隆提出開放港口通商，但乾隆說中國什麼都有，什麼都不缺，拒絕開放港口通商。他說如果開放港口通商也是對西方人的恩賜。孔子說：「放於利而行，多怨。」意思是說求利必招仇怨。又說「小人喻於利」，顯而易見，孔子從來不鼓勵談利。這便是中國封閉社會，不懂變通，不會順應潮流。中國信奉的仕農工商中的「商」是排名包尾，地位最低。由此可見，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是一個重農輕商的社會。

不过口中不談利不等於心中不想利，所以老子才說聖人(指「奉行」儒家的)都是虚偽的。真正儒家和奉行儒家是两回事。奉行儒家只是表面。老子舉了一個例，田成子殺了齊君自己做了齊國國王，齊國的文學家就把他吹捧成英明的領袖，齊國的大臣還稱頌他是偉大的君主甚於堯舜。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司馬遷在《史記》的描述。司馬遷還是比較老實，坦白指出人們忙著都是為了利，這個看法比經濟學鼻祖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 - 1790) 的「人皆有自利本性」的說法早了近二千年。但可惜司馬遷不是經濟學家，沒有進一步研究人的經濟行為。自利本性中外皆然，於此可見一斑。所以經濟學能以一種科學自居，因理論有其普遍性。正因如此，舊中國從來沒有科學，也自然沒有經濟學。正如我之前說过，中國從來不重視專門學科。

就以醫學為例，人命關天，理應皇帝也有切身利益才對，不會不重視。但翻查資料，过去中国醫學就是沒有做系统的整理，皇帝也懶得去管。直到明代的李時珍（1518—1593）竟發現古代醫藥典籍中有不少謬誤之處，他用30年的時間有系統地重新整理明代以前的所有藥物特性，將所收集的1892種藥物劃歸16部，60類分述。这本書就是著名的《本草綱目》，全書近二百萬字，共52卷，書中附方達一萬餘首，插圖一千多幅。但这还是李時珍個人做的，不是國家指示。

中國過去為什麼出不了一個經濟學家？ - (3)

胡適(1891-1962) 說若要講墨子的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其實所有研究文章都是這樣做的。我雖構想了這篇文章整體的思路，有我的想法和結論，但其他的論據及歷史背景(research background)必須忠於事實，不能憑空編造。借用胡適的一句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想怎麼收獲就怎麼栽。」在這裡，有引述的部分我都會注明出處，甚至原文引述，原汁原味，方便學者進一步考證。

上文談到胡適是推動西方文明的前峰，但反對的勢力也不能小覷，其中特別要提一下梁啓超(1873-1929)，他也是促成了五四運動的其中一名骨幹。梁啓超雖然支持新文化運動，但他心底裡就認為西方文明是唯物主義(materialistic)。反對派一般認為西方的是物質文明，中國的才是精神文明(spiritual)。梁啓超也是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他的文章為此潑了一盤冷水。

只談精神不要物質，說白了就是窮風流餓快活。對此，胡適反駁說：

「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數：一是物質的，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是物質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胡適文選》，p.102) 所有物質商品都是由人的智慧産生出來，兩者是分不開的。他進一步指出，精神文明也應增加人類物質上的便利與安逸，而不至於把精力心思全放在僅僅生存之上。

胡適還提到一個叫安諾德的美國人，説他委婉地批評中國社會用人唯親的自利弊病。自利若是取之有道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自利若是以權謀私就大有問題了。安諾德指出：「此弊為狀不一，根深而普遍。」(請大家來照照鏡子，《胡適文選》，p.136)

又以宋朝為例，當時是世界最繁盛的國家。宋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朝代，但文官愛財，武官怕死，至令宋朝為歷代最弱的國家，最後被元兵所滅。直至明朝，朱元璋見了這麼多貪官慨嘆地說了一句：「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國家都消耗在官員尋租(rent seeking)及鬥爭之中。簡單的一句，一個國家的權力中心怎麽樣，就塑造了整個國家的走向。這是否中國人的民族性？容後再論。

維護傳統守舊思想，缺乏由上而下的改革動力，令舊中國無法跟上世界文明的列車，處處落後於人，國家甚至被列強侵食。我無法看到當時的守舊思想如何強橫，但從胡適以下的一段話可以想像當時雙方的辯論是非常的激烈：

「一個現代國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頭腦造得成的，也不是口頭標語喊得出來的。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鉄軌、汽車、電線，把血脈貫通，把肢體變活，把國家統一起來。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敎育來打倒愚昧，用實業來打倒貧窮，用機械來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與幸福。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種種防弊的制度來經營商業，辦理工業，整理國家政治。」(請大家來照照鏡子，《胡適文選》，p.140)

傳統守舊思想是經長時間形成，要他們「認錯」？恐怕不是一下子能改變過來的。胡適在中外的名氣都大，所以在這頑固環境下推動學習西方文明仍能起一定的作用。回頭看一看西方又是怎樣對待科學的發展。要談西方便必定要談英國。英國在17世紀是最先推行生産方式變革的國家。當時英國正鼓吹「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社會上一般的想法是要滿足人類對物質的需求，使人民能過舒適的生活為目標。

當時英國的知識分子相信人類有共同的哲學，不應分信仰，國籍和職業。他們持有開放態度，在17世紀60年代，會員資格規定，任何學者都可以進行登記成為皇家學會成員。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成立於1660年，全名是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學會（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是英國資助科學發展的組織，目的是集合大家一起研究實驗並交流討論各自的發現，宗旨是促進自然科學的發展。這個組織對推動科學進步和知識創新踏出了重要的一步。而政府的支持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因素。而這個時侯中國剛改朝換代不久(明朝於1644年覆亡)，正處大清初期。

Note

英國皇家學會是世界上第一個官方科學機構。學會吸收科學精英、提供交流平台、鼓勵科學出版、和認證科學成就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推動了英國的科學發展。

中國過去為什麼出不了一個經濟學家？ - (2)

我寫的是研究文章，不是一般的報纸文章，需要看資料，做資料核对，不能順口開河，所以用的時間會稍為長一点。我個人認為中國過去科學之所以發展缓慢，甚至幾乎可以說是零發展，主要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所致，阻碍了科學的發展。這話說來長編了，真的可以寫一本書。

著名儒学家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書中指出：中國传统是重視倫理道德，而西方則重視知識論証。梁漱溟長時間研究中國儒学有很深入的認識，有一定的論據。这雖是梁漱溟的看法，但我也是認同的。從中國過去的一些著述去看，易經(周易)是群經之首，易經雖然有易理，但更多人重視的是其占卜的使用。易經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學，而且帶有玄學的味道。中國只有老莊的道學可與西方的哲學相提並論。以科學的角度看，世间萬事萬物的關系又豈能單用主观臆断的方式进行解释。

著名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說自知对事物知道的很少，所以在這一点上，他比所有的人都聰明。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所謂天地万物就是指大自然。老子提出「道法自然」所以自然是不能理解的。以前中國人認為天與地是神聖不可踫的。另一方面中國人卻自視掌握了真理，拒绝學習西方知識。西方的哲學家们在300多年前就对他们的祖先進行批判，倡導科學理性的原则，才逐渐建立起现代的科學和哲學体系。

中國從來沒有專門學科的概念，為什麼這樣說？我們看看中國傳統書籍的分類有四個類別: 經、史、子、集。經是經典，史是歷史，子是各家如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等，集是文集。由此可見，中國從來沒有專門學科的概念，只有分类，沒有分科。而我認為更重要的－点是，過去專門學科在中國從來不受權力中心的重視。這在科舉考试可以看到，過去朝廷重視的是四書五經，寫文章寫得好，寫詩寫得妙，便有机会升官發財。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民间自然会偏重這些東西，誰会有興趣去做科學研究？

以儒家學說為例，孟子是孔子的學生，但他所倡議的比孔子更有系统。然而被皇帝重視的是孔子的儒家而非孟子的儒家，因為孟子提出的「民為貴，君為輕」的論調，是难以為皇帝所接受的。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巳。」意思指鑽研其他的學術有害而無益。一般認為自巳的學說才是正統，其他的都是「異端」。當然別人看儒家也是異端。所以學術合作並非常態。其实孔子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所以我們叫《論語》而不是論章。孔子的所謂儒學並沒有系统性的著作，但卻被權力中心的重視，儒家就這样深深地影响著中华民族數千年來的倫理道德观念。

康熙時期也曾請外國傳教仕敎一些科學和數學。康熙個人对這些西方的知識是有点興趣的，但卻沒有向民间推廣。所以這些西方的知識只能是皇室的專利。在中國最先提出推廣西方思想的應是康有為，他在1898年推行戊戍变法，目的是想引入西方体制和學術，但最后仍以失败告終。主因也是传统守舊观念阻碍，拒绝接受西方文化。1919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為中國近代科學發展的里程碑。當時的留美學生趙元任、任鴻雋、楊銓、胡適等組織了中國第一個科學家團體：中國科學社，其宗旨是“聯絡同志，研究學術，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並創辦了《科學雜誌》。在推廣中國發展科學上，我覺得胡適还是比較夠格的。不單是因為胡適对推动民主與科學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他的影响力卻是起了重大的作用。

Note 

康有為（1858－1927）吸取了西方的觀點，想出了變法的模式。他與弟子梁啟超合作推动戊戌變法。有學者考證慈禧對戊戌變法內容完全知情，而且變法亦維持了一百天時間，因此相信慈禧開始是支持變法的。但因為光緒身邊的維新派官員，过於急進，政策推行过激，於是守舊派就向慈禧打小報告，最后才導致慈禧把變法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