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問我，如何寫出一篇好文章，我說，只有想不到的概念(idea)，沒有寫不出的文章。我的意思是，寫文章的重點是在想，而不是在寫。想得到就能寫得出。而看書的目的主要有三個方面：1. 娛樂性；2. 資訊性；3. 分析性。娛樂性就是書看完覺得有趣，過癮，看完就算。書中之說天南地北，或自我吹噓一番並沒有什麼實用價值。娛樂性的書或可熱哄哄的引起一陣熱潮，但通常沒有什麼永恆價值。資訊性就是書中有一些資料，雖然其他的地方也可能找得到，但書集中在一個題目會較有系統。不過這些資料必須是事實及客觀。資訊性的資料大多屬二手，所以必須留意其資料來源。
最後分析性是指作者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評論及分析，這方面較著重邏輯及理據。分析越獨到，越深入，書的價值就越高。但這類書寫出作者個人之見也是最危險的，因為不是所有作者均可作出正確分析，而讀者也未必有足夠能力去探究書中分析是否恰當，或只是個人的觀點。佛利民(M Friedman)曾經說過，經濟學是如此的簡單，只需要一張紙就寫完，但能夠真正了解其真意的又是如此的稀少。有分量的作品需要有分量讀者，正如遇上一個高人，總會沾到一點功力。否則如入寶山空手回，捉到鹿也不曉去脫角。所以這類書最需要有份量的讀者。但云云眾多書中也不知那本是寶物。范仲淹〈岳陽樓記〉說：「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類書甚至會產生「負知識」的作用，很多是在胡扯，我可以說現時外面關於中文房地產理論的書只是「個人之見」，沒什麼價值的，讀者看後會讀壞腦，看完衰過未看過。其實一本書只要有一頁是精采的，這本書已可值回票價。
有很多人以為大學才會出優秀的學者，其實在大學以外做的研究比大學更為優勝，主要有兩個原因：
1. 沒有學科的限制，可以做更多符合個人興趣的課題。大學數學系的教職員當然可以轉去經濟系，但身在數學系就不可能做經濟學的研究，否則便是不務正業。例如納殊(J Nash) 一直都在數學系，從未做過經濟學的研究；
2. 沒有工作考核的限制。大學對教職員的考核主要是學術出版，甚至要求出版在什麼學報才算數，升職加薪都是靠這些。通常要英美的學報才有份量。而這些學報己傾向接受有數理背景的文章。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才是科學。所以如果你做一些研究分析偏離這些學報要求的「數理通道」，便休想過工作考核的關。其實幾條方程式又怎能解釋複雜的世事？這些學者忙於如何鑽進這學報要求的「數理通道」，又怎會有空閑去探究現實世界的真理？為工作而寫作始終是技差一籌，難成大器。
有些學者到一個階段便轉去做行政，或參與商業事務，或涉足政治，不是說這些工作不好，但做任何事都有代價，人的時間精力亦是有限的。特別學術工作需要一個純靜的頭腦，思考和學養都是經年累月的成果。科學研究在二三十歲時做最好，而人文學科可能要到四五十歲才累積到足夠的學養。這種功力是靠「累積」，而不是科學的發現(discovery)。沒有專注在學術工作，等於是離群之馬，或者做那些非學術工作有一定的滿足感，但學術工作的成績表空空如也。學者花時間寫一些報紙文章也要留意，報紙是比較通俗的文化，報紙老闆咀臉為了私利可能不容許學者表達某方面的立場，少少錢使死人。而且這會影響思維的能力。佛利民說，沒有免費午餐(Free lunch)
這回事。其實免費午餐可解讀為搭順風車(Free riding)。學者在報紙上胡扯亦是會影響形像的，這些都是代價。華文報章在國際的影響力輕若鴻毛，學者應時刻記著，你的競爭對手是歐美的高手，而不在本地。
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高錕，雖然也做過大學校長，但他是在大學以前寫出光纖傳送信號的文章。高錕於1957年加入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旗下一英國子公司任職工程師。他在ITT設於英國的標準電信實驗有限公司工作了十年，因利乘便，其間於1965年高錕取得倫大的電機工程哲學博士學位。高錕在ITT時期，研究如何利用玻璃纖維進行信號傳送，其中在1966年發表的《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論文中指出，用玻璃纖維可進行長距離資訊傳遞，最終帶來通訊事業的新發展。當時也有學者不識貨，指光纖理論是天荒夜談。
我在1992年在美國一份期刊(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推介高錕的研究。後來他真的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大學中人就缺乏這種器量，他們說是互相競爭，其實是互相猜忌。我兩年前見高錕在跑馬地圖書館借書，很多人都不認識他，但他做的研究人們是不會忘記的。最近得諾貝爾醫學獎的屠呦呦也非大學中人，她是因越戰由國家主導的研究項目而得獎，有國家資金支持的。屠呦呦的青蒿素是根據古醫書做出來的，所以她的研究仍不算是發現(Discovery)，也不是發明(Invention)。她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亦可以說是發了戰爭財。中國大學的水平與西方仍有一段距離，大學中人要取得重大成就並非易事。
我曾與英美兩名學者合作寫論文，事先大家說好文章作者跟英文姓氏字母排。貢獻則平分。如果真是要分作者的貢獻比例，可以在註腳說明各自的百分比。但有時學術貢獻是很難分得清楚的。例如想出一個關鍵的概念有多少貢獻？負責資料搜集及整理的卻可能用去大量時間，但學術貢獻微不足道，不過視乎情況也可加入為作者之一。中國人是較難合作的，心胸較窄怕蝕底。我與西方人合作較多，處事公平合理，不會太想討別人便宜。我在此寄語：中國人若要提升學術水平，首先得提升個人器量。森穆遜(Paul Sameulson)提過有朋友(Harold Freeman)問他，如果魔鬼想用一個精采的理論去交換他的靈魂，他會如何？森穆遜說：「我不會同意」，但如果交換的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論，則另當別論。由此可見，平等或不平等不是件容易處理的問題。我1993年在MIT做訪問學者也跟森穆遜交談過，他當時那個年紀還在辦公室工作，實在令人敬佩。
值得一提的是，凱因斯(J. M. Keynes)原來不在大學工作，他畢業後未能加入財政部，結果入了印度部。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叫他專供經濟學，後來當了馬歇爾的研究員。馬歇爾曾經對凱因斯有這樣的評語：「我相信你未來的事業不會以經濟學家自限。」後期凱因斯雖然掛名在劍大，但根本無需靠大學的薪金生活，所以他不完全是大學職員，更從未做過教授。凱因斯的學歷是如此的簡單，但他的人生卻是如此的精采。期間凱因斯專注寫書，並擔任Economic Journal學報主篇。芝大曾去信邀請凱因斯加入，他的回覆是：「無法離開劍橋」。我估凱因斯並不太熱衷於學院的工作。我看凱因斯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人，他曾說過，經濟利益是真實具體的善。所以凱因斯認為經濟學理論的要旨是沒什麼價值的，除非能得出實際的結論。然而凱因斯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經濟學家。凱因斯的妹(Margaret
Keynes)夫希爾（Archibald Vivian Hill，1886－1977, UK）是一位生理學家，於1922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