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新思維 - 導讀

ISBN 978-988-97100-8-8

經濟學新思維終於出版了，全書約十萬字，有三成是精選過曾刊登的文章。讀者可以把這些曾刊登過的文章與往後的發展相比較，當會領略到世事並非如想像中難預料。全書208頁，採用優質薄身的道林紙，令書的重量減低。香港人生活繁忙，這樣可方便讀者攜帶在車上閱讀。

本書在內容上可分為三個層次：1. 理論部分；2. 政策部分；3. 歷史部分。理論部分是不會分東方理論或西方理論的。理論是普遍性的，放諸四海皆準。本書有部分理論分析內容，在傳統經濟學中是看不到的，特別是念過經濟學的讀者宜用心思考，方能領悟個中精妙。

政策部分主要是應用在香港，有些論者經常引述，什麼地方有什麼政策，但這並不構成這些政策的合理性。這是不科學的，這裡有這種政策，但可能更多的地方沒有這種政策，如何可論斷？其他地方有的政策只能用作參考，不能視作論據。每個地方本身的特殊情況會產生政策上不同的理念，如果要討好選民，政策理念肯定有其他考慮。科學一點講，在研究政策目標上需留意以下十點：

1.          出現問題的背景

2.          問題的要點所在

3.          要解決什麼問題？

4.          問題是長期還是短期？

5.          為什麼要解決這些問題？

6.          有什麼政策能解決這些問題？

7.          以什麼原則去選擇適當的政策？

8.          政策背後有什麼理論基礎？

9.          這些理論的可靠性

10.      實行這些政策會有什麼潛在影響？

這是政策分析的步驟，當中可能會牽涉價值判斷，譬如以什麼原則去選擇適當的政策？但什麼原則去衡量是因人而異，沒有絕對性的。至於歷史部分，我沒法看到當時的情況，所以最重要還是忠於事實，取其重點，從事實中去判斷。這是分析，不是小說，所以不能憑空編造。我看的和歷史學家看的可能有點不一樣，讀者宜細味品嘗，自行判斷了。

理性假設背後的啟示(下)

我要強調一點，所有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在內，都是研究集體行為(group behaviour)，個人行為(individual behaviour)是不適用的。而宏觀經濟學更是一種統計現象，個人的經濟行為並不是主體。

我提出的理性假設背後有兩個重要的啟示：

(一)    要有競爭環境 - 理性表示大家追求的方向一致(即理性傾向)，競爭表示市場存有優劣，最終的結局當然是優勝劣敗，勝者為王邁向利潤極大化的目標。若是由政府操控的市場，只有一兩家平庸企業參予，傻鬥傻，理性就起不到什麼作用了。特別是面對著一個腐敗的政府，理性行為甚至會被引導向尋租活動(rent seeking)方面。在市場不成熟的環境下，特別是經濟發展落後地區，競爭的程度不夠，市場不活躍，缺乏「爭勝」的動力，經濟學的理論有可能無法取得驗證上的結果。

(二)    不超出研究範圍 - 經濟學上的理性屬於狹義的理性定義，所以經濟學的分析範圍不能無限度引申，若然超出經濟學的分析範圍，狹義理性定義將會轉為廣義的理性定義，理性傾向的方向不會一致，分析的可測性會大為下降。特別是微觀經濟學分析就需留意。

關於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我就想起貝加(Gary Becker, 1930 – 2014, USA)，他是最早讓經濟學的範疇引入家庭關係此一題目的人之一。他的經濟學還應用於犯罪與刑罰等領域。所謂清官難審家庭事，意味著家庭事並非用經濟常理可以解釋。在廣義理性的定義下，效用極大化的應用未必可以成立。特別是家庭事的成因複雜，只放一兩個經濟因素在數學模型中，再加上一大堆的假設，得出來的結論是有很大爭議的。

在貝加的《家庭論》，放在經濟學分析上，小孩竟被視為「耐用消費品」與其他商品無異，這種說法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合情理的。父母子女之間的交往已經不適用經濟學中的狹義理性定義。

還有貝加把生孩子看成是投資工具，問題是父母又如何能事先準確知道(perfect foresight)他們所生孩子將來的質量，從而決定生孩子的數量？要不然就全面一點，直接把孩子看做「搖錢樹」，估計一下將來能生多少財，生多少個才達致邊際均衡。若然生兒育女都可以用效用極大化去分析，何不索性建議設立「生仔市場」，需符合一定條件，但不可販賣，擇優而生，不亦樂乎？同性戀者及非婚主義者最受惠。

貝加還有一個「不肖子定理」(Rotten kid theorem)。該定理假設家庭成員的本性是自私的，貝加用一個數學模型，假設孩子裡有一位性格自私不肖子會破壞他兄弟姐妹的激勵。父母可以通過將不肖子的財富來端正他的行為。定理建議父母應該推遲給孩子金錢。這些分析也是走出了經濟學中的狹義理性的定義，用一大堆不切實際的假設去建立一個數學模型，然後得出一個似是而非的建議。家庭問題錯綜複雜，錢可能會是其中一個問題，但不一定是主要問題，錢就能解決家庭問題嗎？世事真有如此簡單嗎？在廣義理性定義下，理性是無所不包的，數學模型就只有放那幾個變數，其結論也走不出這幾個變數的五指山之外。這些學者根本沒有在問題背後作深思熟慮而妄下判斷。可以這樣說，若走出狹義理性定義之外，不涉理性假設的理論較適宜應用數學模型去分析。

就以貝加與另一學者Kevin M. Murphy提出理性成癮（Rational addiction, 1988）的假說為例，包括各種成癮行為，如吸食毒品等。他用數學模型來解釋，但假設成癮者事前完全知道成癮後需要付出的代價。倘若折算後的效用(discounted utility)高於成癮後一生中需要付出的代價，當事人會願意成癮。但問題是，當事人怎可能事前完全知道(perfect foresight)成癮後一生中需要付出多少代價？而且這類問題背後原因複雜，可能牽涉家庭倫理問題，或受朋輩的影響，是社會問題多於經濟問題。成癮的代價亦並不單只是錢的問題，可能帶來健康的問題，更可能帶來更多的罪案，造成其他社會問題(externalities)。有學者甚至指摘這理論荒謬(absurd)。這個理性成癮的理論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向這些成癮物品抽重稅，成癮者知道成癮後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自然會退卻。抽重稅去減少需求也不是什麼重大發現。香煙可以這樣，但毒品又怎能被社會接受？

還有貝加分析偷竊行為，結論是用嚴刑對付小偷令其機會成本大增，便能減少偷竊活動。但我可以告訴你，中國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已經會用嚴刑峻法了，還要經濟學家敎路嗎？

正如我之前說過，經濟學家要考慮在什麼情況下適宜運用數理在經濟學上。像這類問題便不適宜被放在現代經濟學理性選擇的框架下去解釋。為數理化而數理化，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數學模型被濫用的情況司空見慣。其所得的結論根本沒有什麼參考價值，甚至令人生疑。

貝加在《從經濟看人生》（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Life, 1992）開宗明義地指出，他的經濟分析方法並不假設人們是自利或為了金錢利益： The economic approach I refer to does not assume that individuals are motivated solely by selfishness or gain。他說人們的行為是受到更多價值觀和品味影響： Behaviour is driven by a much richer set of values and preferences。這當然是事實，但這己離開狹義理性的定義，因此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放在經濟學的架構裡進行分析。

換了價值觀和品味的因素，因人而異，一人有一個夢想，要用普遍性的分析方法可以說是異想天開。但更奇怪哉的是，貝加在分析家庭論竟然用上效用極大化的假設：The rational choice analysis of family behaviour builds on maximizing behaviour。要考慮其他非金錢利益的因素是可以的，但離開狹義理性的定義，效用極大化是不能亂用的。若然離開狹義理性的定義，金錢利益可能會是其中之一個因素，但放在經濟學的架構裡其普遍性並不高，貝加就是還沒搞清楚經濟學理性假設的含意。

總的來看，貝加犯了雙重錯誤。第一，貝加認為(微觀)經濟學無需理性假設，可能貝加也是受艾智仁的文章所影響；第二，貝加走出了狹義理性的定義的範圍仍引用效用極大化，舊調重彈。事實上，他雖認為無需理性假設，但仍經常引用效用極大化的假設。但我不是說貝加的分析有錯，只是其結論的公理性弱，沒有什麼價值。

經濟學家沒有想到理性假設是會影響經濟學的分析範圍，我估計他們誤以為經濟學無須引用理性假設也會成立，都是艾智仁闖的禍，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可能經濟學家己經江郎才盡，所以效用極大化分析才會被濫用。然而，不是什麼事都適宜用效用極大化去分析的。現時的經濟學走向數理方向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垃圾文章一大埋，對學術沒貢獻，對社會更沒貢獻，極不環保! 更甚者是離經叛道，誤導學子。所以我才建議取消學報印刷，改以網上發布，不拘於一格，各展所長，令一些沒有數理，純粹思想哲學性的文章也可公開，這樣對只偏重數理的學者也會有幫助，可以幫助刺激思考。沒有思想，數理經濟學是沒有靈魂的，是飛不起來的。

以數理經濟學家德布魯Gérard Debreu (1921 – 2004, French & USA) 為例，1954年他與阿羅(K Arrow, USA)合作發表一般均衡理論(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指出在一些特定條件下，市場會出現一般均衡。德布魯於1983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這篇文章是沒有什麼思想的，主要是根據古典經濟學的無形之手的均衡概念用數學去演譯而已。也不能說是驗證，因為數學模型裡面有很多條件限制才做出來，現實是不可能這樣的。這些都只能說是「數學習作」，對經濟學沒什麼貢獻，對社會更不用說了。

學報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那個時候看不到有今天的網絡世界，網絡時代令資訊急速膨漲，在這個年代出版是沒什麼了不起的事，甚至很多新一代已不讀報了。學報的制度已不能與時並進，來一個革新，文責自負，登者自付，自由發揮，公諸同好，將會令學術更自由，公平及公開。今後經濟學家應多在思想上做工夫，經濟學才會有生命力，才有向前發展的動力。

理性假設背後的啟示(上)

人的理性在經濟學上是一項假設，假設是無需驗證的，而在邏輯上，人亦不能證明自己是理性的。西蒙(H.A. Simon, 1916–2001, USA)說人是有限度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西蒙最大的敗筆是，他把理性的定義包含了預知未來的能力。超越個人能力的事是不能歸入理性的。

人是有限度能力則當無異議，有限度理性便大有商榷餘地。試問誰會承認自己是有限度理性？關鍵是在其意義上，理性是指人們處事的取態(attitude)，而非人們處事的能力(ability)。能力可以是有限度，但取態不可能是有限度的。例如做生意，人人皆想賺錢，能力當然各有不同，但我們能說人們是有限度地想賺錢嗎？這顕然是不合情理的。有限度地想賺錢其實也就是「不是很想賺錢」。我的意思就是要說，理性就是理性，只有理性或不理性，沒有什麼有限度理性，或部份理性。除非是精神分裂，部份理性就己經是不理性了。就好比真誠一樣，有限度的真誠還算是真誠嗎？至於世事有未知之數(uncertainty)，那只是能力上的問題，畢竟人是沒有水晶球的，不知道不等於不理性。

前文我說過經濟學上的理性假設是屬於狹義的理性定義，是假設人們單純追求效用(Utility)及利潤極大化(Profit maximazation)。但這是否意味著經濟學上的理性假設不設實際呢？不是這樣說。應該說經濟學只是把其分析範圍(domain)集中在有關效用及利潤的課題之內。在經濟學上狹義的理性定義上，利潤極大化雖被喻為金科玉律，但你可能會質疑，也有追求收入極大化，追求銷售量，追求市場佔有率等目標。但這些都只是個別情況，在現實環境中，追求利潤仍然是主流。只要不離開這範圍，效用及利潤極大化是有其普遍性(或稱公理性)的。

倘若走出經濟學的分析範圍，就會走進廣義理性的定義之中，那是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效用及利潤極大化將會是無用武之地，經濟學的可測性和普遍性將會大減。正如有一句話說，聰明人專注做一件事，而不是什麼事都想做。

傳統的經濟學主要是分析兩大範疇，其一是消費行為(Consumer behaviour)，這需要用到效用極大化的假設，其二是生產行為，需要用到利潤極大化的假設。很少會離開這兩個範疇。然而有兩大經濟學科是無需理性假設的，這就是宏觀經濟學和財務及投資學。理性假設一般用於微觀經濟學。財務及投資學則屬於「冷經濟學(cold economics)」，因為當中只涉及投資回報，並不涉及人的經濟行為。

近年財務及投資學(Finance & Investment Theory)的發展非常迅速，於是有不少財務學的學者把一些財務學的模型/理論移植到房地產學上。我間中亦收到一些國際學報發來的文章要我協助審稿，當中就有不少此類文章，硬將財務學的理論移植到房地產學上，內容欠奉，結論令人啼笑皆非。其實財務學的理論也在發展中，例如泡沫的測試(bubble test)至今仍末有一致的看法，什麽自我實現效應，蝴蝶效應，都只是假說。但坊間卻有人把這些假說講成是定理。財務學理論主要是應用在股市上，但能否百分百移植到房地產學上，我不敢苟同，因為股市和樓市的性質不盡相同。

在此我想建議，學報的制度應該考慮改革，特別是審稿制度(referee procedure)。首先審稿的目的是什麼？你或會說是想保證文章的質量，但審稿後的文章就不會錯嗎？文章錯了學報的編委要負責嗎？要炒掉嗎？其實所有文章都是文責自負的，既是文責自負的，又無法保證不錯，審稿來幹嗎？要篩選嗎？

我建議所有學報取消，改用統一網站發表，如經濟學學術網站。任何作者都可在網站發表文章，但文責自負，只須付製作費用，日後有錯可作補充，網站亦可向註冊讀者收費。作者可要求匿名審稿，但需付審稿費，審稿只供作者參考，網站不會因審稿的意見而拒絕刊登。

大家或會問，這樣文章不是質量參差嗎？在這網絡盛行的年代，這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參差又有什麼問題？作者亂寫一通在網站發表等於學術自殺，無用的文章也沒人會去理，有什麼好管的？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1966年在一份會議文集(IEE Proceedings)發表光纖應用一文後，有不少人都認為是天荒夜談。審稿有時反而會阻礙創新前衛的思想交流。而編輯也容易倚仗權力只刊登自己認同的學者或大學的文章。出版其實是很容易的事，花一點錢就能搞定了，錢不是萬能，但對於出版錢絕對是萬能。重點不在於出版，而是有沒有貢獻。所以根本沒必要浪費精神時間用審稿去篩選。而且讀者可在網站與作者交流，五花八門的學術思想自由開放，這樣有何不可？崇尚自由的西方不可能反對吧。若有好的文章，學報可個別邀請出版文集特刊。若然如此，學術界必會更為熱鬧。

書有時比學報更前衛，因為不會有編輯指手畫腳。凱恩斯(J.M. Keynes, 1883 - 1946, UK) 出版的《通論》一書，便開創了的宏觀經濟學的新領域。那麼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又是什麼？有學者說宏觀經濟學是由微觀經濟學發展出來的一門學科。但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宏觀經濟學並不需要引用理性假設；

第二，宏觀經濟學不是以研究人的經濟行為作對象，而是研究經濟趨勢為目標，例如失業，國民生產，通漲，利率等問題。

宏觀經濟學也有涉及人的經濟行為，但它不是建立在理性假設上，而是建立在人們的心理上。可以說宏觀經濟學從觀察人們的消費行為，而得到一個總體趨勢的結論。其後由佛利民(M. Friedman)提出的恒常消費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仍走不出這個基本格局。

凱恩斯提出總體消費函數在其著作中有這麼一個說法：The psychology of the community is such that when aggregate real income is increased aggregate consumption is increased, but not by so much as income(p.27)。凱恩斯所觀察，這種消費行為是建基於人的心理，與理性假設無關。

宏觀經濟學是找出經濟現象，而不是解釋人的經濟行為。什麼現象，有時是無從解釋的，即使解釋也跟人的經濟行為無關。例如市場為什麼有非自願性失業(involuntary unemployment)？這就更接近科學了，就正如物體浮於水上，所排出的水的重量，便等於物體自己的重量，現象是無從解釋的。

凱恩斯在書中的自序中提到市場心理的現象，他說：A monetary economy, we shall find, is essentially one in which changing views about the future are capable of influencing the quantity of employment and not merely its direction(p.vii)。若能改變人們對未來的看法，就必能影響就業。這個說法有心理學解釋的意味，亦與理性無關宏旨。

再論經濟學的理性假設 (下)

卡尼曼和史密應是心理學家，他們做的心理實驗並沒有什麼經濟學的內涵。對於心理學，我不便置啄，但把這些實驗引申到經濟學上是有點不倫不類，這樣也算是跨學科研究嗎？試探討一下卡内曼的一個著名的心理實驗研究。根據他的說法，人們並不知道他們究竟有多麼幸福。1998年卡納曼與同事做了一項實驗，他們要求身處加州和中西部兩地的2000名本科生爲自己的生活的滿意度評分。統計結果這兩個地區學生的評分沒有什麼差別，雖然兩組學生們同時認為加州人會比中西部人對於自己所處的氣候環境更爲滿意，但是天氣的好壞並不影響他們對自己生活的滿意度評價。所以該研究表明人們不能評定，適應環境會對他們的幸福產生何種效應。

正如我之前所說，人的思維是複雜的，生活滿不滿意不是靠氣候環境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家人，朋友，工作等等，不要把實驗的主觀意願強加於別人。特別是實驗，被訪者只是憑空想像，未必有切身體驗。醉過方知酒濃，沒有體驗的只能是猜度，不能反影人們理性的一面。如果我說，住在新界密度低空氣又好是最幸福的，這只是個人一箱情願的想法。在此我也要舉另一個實例，乃真實故事。日本的石橋公司的石橋正二郎生產襪子，為方便起見，大小襪子均同價出售。有很多人說，大襪子和小襪子同價，肯定大襪子比小襪子好賣。但結果是，大小襪子都賣得很好。襪子不同梨子，人們是買適合的襪子，而不是越大越抵買。在經濟學上，大襪子的生產成本肯定會比小襪子高一點。但之前巳經說過，人的理性思維不完全是經濟的考慮，這是廣義的理性，而經濟學則是狹義的理性。

對此，我想起「朝三暮四」的故事。春秋時宋國狙公養了一群猴子，狙公每天早上給猴子三顆橡栗，晚上給四顆橡栗。猴子們嫌少，不高興了。狙公說：「那麼就改為每天早上給你們四顆橡栗，晚上給三顆橡栗，滿意了嗎？」猴子們聽見早上多了一顆橡栗都高興得跳起來了。這成語原是指反覆無常，但其實應是指猴子們不理性。「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總數都是七顆。然而其實兩種情況是不一樣的，猴子們可能早上較飢餓所以要吃四顆，晚上要休息就只要三顆。所以「朝四暮三」是會好一點。這是要說明不要用自己的價值觀去評定別人的想法。

心理實驗研究也有一個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認為個人在風險情形下的選擇所展示出的特性和經濟學的效用理論的基本原理並不相符。現在又來看卡内曼另一個著名的心理實驗：假若你面對兩個選擇，A是肯定贏$1000，B是50%可能性贏得$2000及50%可能性贏得$0。(肯定贏$1000就相當於50%可能性贏$2000)。你會選擇哪一個呢？實驗顕示，大部分人會選A，說明人們有風險規避的傾向。接著的另一個實驗，也有兩種選擇，A是你肯定損失$1000，B是50%可能性損失$2000及50%可能性什麼也沒損失。實驗結果顕示，大部分人會選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

前景理論指出人們在面臨獲利時，不願冒風險；而在面臨損失時，則更願冒風險。在第一個實驗中，「肯定想贏」是必然的選擇。但當兩邊皆面臨損失時，為何願冒風險? 我想這可能與實驗有關。在實驗中，所謂的「損失」只是虛構，被訪者並沒有用真金白銀去搏，因此他們的理性選擇自然是搏一搏。我去過一些賭場，入門口便送我10美元「泥碼」(只可落注不可兌現)，我拿著這10元泥碼肯定會下注，因為即使輸掉我也是沒有什麼損失的。只是虛擬的選擇，沒有真實的機會成本，所以這實驗得出的結果是會有偏差的(biased)。

經濟學的理性假設與經濟學的可測性(predictability) 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人的行為可測呢？我在這里舉一個例子。大家都有排隊的經驗，銀行或過海關都經常要排隊。有很多己採用一條隊的方式，但我想講的是分隊而排的傳統方式。假設一進銀行有5條隊在排，那你會排那條隊？人們的理性選擇應是選擇5條之中最短的一條隊，他的合理期望是，最短的一條隊排的時間會最短。當然其中是存有不確定因素的，因為人們無論怎樣理性是無可能知道每個正在排隊的人真正需要用多少時間。甚至有可能短一點的隊需要等的時間反而最長。但人們的理性只能夠做到的選擇是：選擇最短的一條隊，即使結果反而等得最久，但這已是符合人們理性行為的標準了。

另一方面由於人們選擇最短的那條隊，結果那5條隊的排隊人數將會相若。即使間中有人糊裹糊塗的排錯了隊，但較短的那一條隊很快會有人補上，或有人會轉隊，結果那5條隊的排隊人數是不能相差太大的。個中蘊涵的理論(implications)就是，在均衡狀態下，那5條隊的排隊人數會趨相等。而且這個理論(hypothesis)是可以驗證的。可以見到背後的理性假設辦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我們不能直接去驗證每個排隊的人，這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他們大部分人選擇的未必是最短的時間。

其實人們的理性選擇是多元的，並不限於單項選擇，是全盤考慮，不限於一時一地。試舉一例，你若要為子女選擇一所大學，選擇最好的大學便是理性選擇嗎？其他的考慮因素還有，是否有適合的科目，地點，學費和能力等等。又以上面卡納曼的實驗為例，若是重複性(repeating)的選擇又會如何？結果有可能是開始的時候選擇冒險，然後變得保守，特別是用真金白銀去賭會更為明顯。賭搏是有娛樂的功能，但長賭則必須考慮個人財政負擔能力。理不理性不能看單一選擇。

我又想起田忌賽馬的故事，出自《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田忌經常與齊國眾公子賽馬，馬分為上、中、下三等，三場比賽贏得二場取勝。孫臏發現雙方的馬腳力都差不多，於是對田忌說，用你的下等馬對他們的上等馬，拿你的上等馬對他們的中等馬，再拿你的中等馬對他們的下等馬。結果田忌兩勝一敗，贏得齊王的千金賭注。這反影全盤考慮的理性選擇。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 - 1946, UK)說人有動物的本性(animal spirit)，動物本性是什麼？這是生存(survival)，生存就要覓食，覓食就要相爭。動物相爭是要靠武力，人們相爭則是靠計劃。我想再強調一點，人們的理性選擇是多元性的，綜合的，並不限於單項選擇。我想這種理性應叫「計劃理性」(planned rationality)，就是說人們會有計劃地(ex ante)作出理性的安排/選擇。計劃理性不但是多元性，而且是動態的，有次序的，是可以調整的。計劃還會受制於自身的知識及財政狀況，並取決於四周環境的制約，以及習慣、風俗、法律等因素的影響。你要買一件衣服，不單只考慮質量問題，還有品牌，款式及價錢，甚至季節等因素。我不太贊成西蒙叫有限度理性，因為不確定的因素是跟運氣有關，跟理性拉不上關係，理性也沒有特定的模式。人們未能作出最好的選擇是因為面對制約(Choice subject to constraints)，而非不理性。我的結論是，行為科學對理性人假設的心理實驗過於簡單，只屬定點實驗，個人在瞭解全部方案及環境的制約之後，才會作出最有利的選擇。

再論經濟學的理性假設 (上)

之前我寫了經濟學的理性假設一文，有朋友看了說我破解了經濟學發展至今二百多年來，理性假設的謬誤。理性假設是經濟學上極為重要的一環，沒有理性假設所有經濟學的分析都不能成立。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不把理性假設弄清楚，很多東西都無法自圓其說。

其實對經濟學的理性假設的質疑，我並非第一人。早在1950年，艾智仁(Armen Alchian, 1914-2013, USA)己撰文談及理性假設的問題(note)。上文由於編幅太長沒有詳述其論點，這文再進一步作補充。

經濟學認為人們是完全理性的，不僅知道追求最佳的目標，而且知道怎樣實現最佳的這一目標。艾智仁的文章首先指出，由於有不確定的因素(uncertainty)，經濟學假設利潤極大化(profit maximization)是不可能發生的。但他認為經濟學無需理性假設也會達致利潤極大化的結果。艾智仁的解釋是，人們會不知不覺地通過適應(Adaptive), 模仿(imitative)及從錯誤中學習(trial-and-error behaviour)，逐步邁進利潤極大化的目標。

我認為艾智仁這編文章的論點是錯誤的。或準確一點說，艾智仁提出的問題是正確的，但可惜結論和方向都是錯誤的，否則他應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不確定因素當然是事實，這點是不庸置疑的，我在前文也分析過了。但問題是，艾智仁說到人們會有「適應，模仿及從錯誤中學習」的行為去處事，那麼「適應，模仿及從錯誤中學習」的行為不正正就屬於理性的行為嗎？這些行為絕非隨機性的，正是符合我前文提出的理性傾向行為的說法。這些行為絕不會是無意識地進行，而是一種理性的表現。

究竟什麼是理性？這個問題其實不簡單。什麼是理性是要看你想達成什麼目的。人的思維是複雜的，可能在這件事上你想得到金錢的回報，在另一件事上你想得到政治上的目的。譬如捐款肯定有其他的目的，這些目的可能是善意的，當然也有可能是不懷好意的。你買下一個房子可能想方便子女上學，而不是為了投資回報。理性是很個人化的東西，你有你的理性，他有他的理性，各有盤算，各自精彩。現實(reality)是絕對性的，但理性卻沒有絕對的模式。

在廣義上，西方對理性有這麼一個定義：

The virtue of rationality means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reason as one's only source of knowledge, one's only judge of values and one's only guide to action. It means a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 that all of one's convictions, values, goals, desires and actions must be based on, derived from, chosen and validated by a process of thought.

什麼是理性是要看個人的信念，價值觀，他有什麼知識，想達到什麼目的。在不同的環境中，人的理性行為不盡相同。但在實行理性的過程中，人們會從經驗中去不斷修正他的知識和信念，所以理性是動態的。西蒙(H.A. Simon, 1916–2001, USA)說人是有限度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這個說法不可以說是錯，但意義也不大，這等於說人是不完美的。除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之外，試問有誰會是完美的？倘若說人是有限度理性的，那麼完全理性又是什麼？這是說不清的，是沒法定義的。更重要的一點是，人們追求理性，根據自己的知識和信念，並在現實和經驗中不斷調整去達到目標。所以理性是一個學習過程，是動態的，是會自我修正的。而市場就是一個競爭的場地，也是一個互相學習的場地。

我們知道理性是什麼了，那如何去衡量理性呢？上述談的是廣義的理性，是一般的定義，但我要強調的是，經濟學是無可能按此定義去分析的。經濟學上理性的定義是狹義的，是假設人們單純追求效用及利潤極大化，這一點是要留意的。

在一般的情況而言，理性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去衡量：

一 動機 (motive)

二 過程 (process)

三 結果 (results)

大家可能會以為，「結果」當然是衡量理性的標準。但結果是事後(ex post)才知道的，而且結果是有不確定的因素在內，人們無論如何理性也不能「人定勝天」的。所以不是所有事情的勝敗都和理性有關。不以成敗論英雄，諸葛亮六出祁山都未能一統中原，但他還是一個成功的人物。由此可見，理性行為應是從動機和過程去評定。然而盡管動機和過程都是理性，結局也可能會是失敗的。但市場有很多競爭者，只要人人是以理性的方向去競逐，總有人會跑出的。這就是我提出理性傾向的基本概念。

兩位用心理實驗的方法去研究人們的理性選擇的學者，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USA）和史密（Vernon L. Smith, USA）也批判經濟學的理性假設不能成立。經過三十年的實驗揭示出，人類未能做到理性選擇的一面，他們並同時分享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從心理學家實驗所用的數據中，他們看到有相當一部分人的選擇行為違反了理性的應有選擇。通過心理實驗研究說明了被人們所廣泛接受的有關經濟決策是理性的假設不能成立。事情是否真的如此？

Note: Armen Alchian (1950),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PE, vol.58, no.3, pp.2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