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因斯説：「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的觀念，無論對錯，都遠較一般人所瞭解的為有力。」有時辯論未必是要分對錯，而是為思想解放。經濟學思想上具有制度上，意識形態上的大辯論，便是馬克思(Karl Marx, 1818 – 1883, Germany)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首先看看馬克思是如何寫成他的巨著《資本論》。馬克思的生活並不富裕。他的好朋友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1820 – 1895, Germany)經常要援助他的生活費，有時還替他頂稿。馬克思由於批評俄國沙皇被流放到巴黎。其後對德國的專制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法國政府被要求驅逐馬克思出境。由於到處流亡，他曾自嘲是「世界公民」。馬克思最後去了倫敦，直至去世。他因為經濟和債務問題，度過了一生中最困難潦倒的日子。在這期間馬克思寫出了他人生中的最重要著作：《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死後，恩格斯替他整理及完成其餘两卷，歷時40年才完成，幾乎是馬克思畢生的心血。恩格斯絶不貪功或妒忌，謙稱自巳只是「拉第二小提琴」，而馬克思則稱讚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書。這種學術合作是令人佩服的，在中國也是罕見的。恩格斯找對了合作伙伴，令自己也一起名留青史。
馬克思最先入讀波恩大學，後轉往柏林大學念法律。由於其博士論文持哲學高於神學的立場，不為當時某些學術界接受(那時學術並不太自由)，他最後獲得耶拿大學(University of Jena)哲學博士學位。由此可見，馬克思是個無神論者。他的哲學觀點普遍被認為是傾向無神論和唯物論。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受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Germany)的影響。馬克思的經濟學思想則應該是受到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 UK）的影響。馬克思曾説李嘉圖的價值量分析並不完整，但巳是最好的分析。
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認為，物質決定意識，人們所遭遇到的事物決定了人對物質的定義。馬克思認為，從表面上看，社會的發展看似無序，但其實是有其內在客觀的規律。這觀點與老子(約BD600)的「道法自然」相近。馬克思指出社會意識一旦形成，便反過來成為制約著人們活動的客觀力量。他認為人們只是活在一種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狀態中，這種意識是由家庭、文化、民族等因素相互影響而形成的，漸漸變成一種社會意識，制約著人的活動的一種客觀力量。這看法與我之前所説的傳統力量的影響是同一個道理。馬克思的觀點被認為產生了現代社會學的理論。馬克思的學説不是純粹經濟學理論，它是包涵了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思想。他這樣形容自巳的著作：「無論我的著作有什麽缺點，它的優點就是一個藝術的整體。」
在經濟學思想方面，根據馬克思的説法，資本家會壓低勞工成本為他們勞動生產。資本家勢必投資更多於科技，而勞工的利益也將因為科技的進步而下降。資本家賺取的剩餘價值將越來越多。所以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出現階級對立，資本家和勞工階級在相互對抗的關係之中，無產階級必將逐漸取代資產階級。馬克思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由一個社會中心用統一的經濟計劃來配置社會資源，組織生產、和分配。中央决定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不過馬克思也承認，資本主義在人類的歷史上，是最具生產力的社會結構。
海耶克在「知識在社會的用途」一文中反駁，自由市場較計畫經濟優勝，因市場需要各種各樣的知識，計畫經濟是難以有效掌握的，因此生產與需求之間容易出現脱節。缺乏生産及創新積極性的推動，長遠而言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可能造成均貧現象。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沒有了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換來的是當權者造就了另一個特權階級。特權階級亦更容易出現貪污情况。
另一方面，最近有一些學者如美國的史狄里茲等，認為自由資本主義也存在缺陷。他們認為，在社會上賺錢最多的並不是那些最有創新發明的人。另一些學者認為資本的回報率(Return on capital)一直遠高於生産值的增長率(GDP growth rate)，或企業盈利的增幅(Profit
growth rate) 遠高於薪酬的增幅。這些趨勢將導致貧富懸殊不断加深。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史狄里茲說：「美國夢是個神話」，他指出，美國經濟已偏離自由市場的原則。
首先我想指出，從數據上看，以資本的回報率及生産值的增長率作比較，兩者的意思並不相同。資本的回報率是指資本的收入相對資本的投入，而生産值的增長率是指生産值所增加的百分比。若要作比較，只能以資本收入的增長率比生産值的增長率，才有意義。此外企業盈利的增幅遠高於薪酬的增幅，我認為這是正常現象。為什麽是正常？因為我們看到有盈利的企業，都必是那些經營良好甚至成功的企業。需知道經營企業是有風險的，包括自身管理的風險及外面市場的風險。人們只會去關注成功的企業，有誰會去理那些更多在市場上寂寂無聞最終失敗了的企業？美国矽谷出現過不少以科技創新的小企業成功壯大，但有更多在矽谷失敗的公司不為人知。二百多年前的阿當史密斯便曾指出，在力爭出人頭地的過程中，有些人成功爬上去了，有些人卻不幸地跌下來。(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引用一句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工商業既然這麼好賺，為什麽工人不都去做生意？道理其實很簡單，第一資本投資是有風險的。如果把所有成功及失敗了的企業一并計算，資本的回報率會遠低於表面的數字。另一方面，企業盈利的增幅必需要有高於薪酬增幅的誘因，才能不断吸引新的投資。否則若打工穩定，還賺得比企業多，誰會肯拿錢投資。
第二點是，賺錢的企業是靠對市場的掌握，而不是創新。凱因斯曾經説過，投資就好像選美，要估到衆人喜歡那一個美女才能勝出。這就是掌握市場，懂得掌握市場，生産厠紙和牛奶也可成為巨富。中國就出了一個生産紙張的富豪，而且排名在富豪榜前位置。當然沒有人可以百分百掌握市場，這是需要靠點運氣的。有運氣的因素，就會有隨機的結果。有隨機的結果，就自然會有不均的現象。
馬克思應該還沒有看到的是：
第一，資本家確是投資更多於科技，令非熟練勞工的需求下降。但大量勞工轉投入服務行業，20世纪後金融業及服務業迅速興起。另一方面企業需要高質素的勞工，令勞工的利益随生産力而上升，但勞工自巳之間的差異也不断擴大。
第二，生産及市場均趨向全球化。工業國紛紛把低技術工序遷往發展中國家，令其生産及勞工成本維持在低水準。以美國的微軟及蘋果為例，他們的市場是全世界，他們賺的錢也是來自於全世界。他們的生産是國際化的。
熊彼得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進步意味著動盪。」而科技的發展則是推動經濟進步的引擎。我認為科技的發展影响社會四個方面：1. 提升工作及生産效率；2.
改善人們的生活質素；3. 改變人們的生活模式；4. 改變商品的供求關系。水能覆舟亦能載舟，科技的發展令部分行業式微，如Kodak便是一例，隨之興起的是数碼産品。這便是熊彼得的「創造性的破壞」。科技在産品推出的初期價格較高，但在産品的成熟期，價格便下降，個人電腦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科技發展帶來冲擊，但同時人們也享受科技的成果，人們應正面對待科技的影响。
叧一方面，人們也可以通過投資企業的股票去分享成功企業的成果。美國的著名投資家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只買股票，從來不會投資經營企業。他投資有道，令他的公司能分享成功企業的果實。由此可見，企業，勞工及科技的關系比以前複雜多了。
説到這裡，自由資本主義的結構是不是完全沒有問題？我看這也不是。美國在2008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市場人士巳發現，一些金融機構為了取得巨額的花紅，傾向作出極高風險的投資，産生所謂的道德風險。倘若無風無浪，少數金融機構高層將擢取天文數字的花紅，但若不慎遇到風浪，高層可以抽身而去，留下的爛攤子令政府左右為难。一是動用公帑拯救，一是任其倒弊，但對經濟影响之深難以估計。西方社會的有關當局己開始正視這些問題。史狄裡茲指出金融界的創新並非為提高美國人民的福祉，而是為了提高銀行家的收入。他更指出在美國這種民主制度下，商界可向兩大政治團體遊説，取消一些對他們有利的管制。一些政客可被買通，離開政壇後可收取金錢回報。史狄裡茲還指出美國的專利法例及法律系统對大集團有利。而美國的貨幣政策過份關注通脹，忽略了對更多中低層就業的影响，也加深了貧富差距。巴菲特說美國過去20年一直存在階级斗争，只是他所處的階级赢了而巳。非常明顯，自由資本主義一直是對富裕階層有利。
馬克思說無產階級應當團結，但無產階級中就不存在階級觀念嗎？這令我想起孔子（BD551－BD479）的「有教無類」，在春秋末的封建時代，接受教育是身份的象徵，所以有教無類是一個十分開明的觀念。有教無類是指背景或身份，不分貧富貴賤階級，但其實這不是絶對性的。孔子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孔子的意思是說教育要因材施教，中人以上資質的，可以接受一些高深的道理。孔子又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就是浪費人才，「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是浪費時間。由此可見，在任何情况下，社會上因智力及能力的差異，自會産生待遇的差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孔子做了以下的描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由此就知道為什麽中國過去「仕」的階級地位是最高的。我想指出的是，階级觀念是社會自然産生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只是界定各有不同，非資本主義獨有。
自由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巳漸受關注。但貧富是要看一生而非看一時。年青的時侯在學習和事業上拼搏，中年時顧及家庭和事業稳定，到老年生産力開始下降。無產階級也不是宿命，很多資本家是勤奮節儉，白手興家的。我們首先要分清貧富懸殊是因為貧者變得更貧，還是富者比貧者賺得快一點。阿當史密斯説，一個大部分成員都是貧困潦倒的社會，不會是一個繁榮幸福的社會。馬克思沒有想到的是福利政策的推行，令階级矛盾沒有想像的尖銳。
凱因斯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題為「後代子孫的經濟或然率」(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強調，「社會的富裕或個人的富有，不是最終目的而是手段，社會的目的應是讓人活得更聰明、更美好。」對富裕國家而言，追求經濟成長並不像窮國那麼重要，而生活在富國的人也不必形役於賺取更多的財富。位列世界富豪前沿的巴菲特說：「要過自己的生活，越簡單越好。」事實上，財富並非幸福的唯一指標，人民更關心他們的環境及福祉。政府應關注多一點中低層的就業，教育，環境衛生和福利，社會也應多一些倡導精神文明(如文化和藝術)的生活模式。
哲學家伯克（Edmund
Burke）説：「騎士時代已經過去，隨之而來的是智者、經濟學家和電腦專家的時代。」經濟是越來越複雜多樣性的，因此經濟學也應該與時並進。經濟波動的原因很多，既有貨幣因素，也有基本因素。特別在這全球化競爭環境當中，政策的影響是跨國的，譬如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很少國家能獨善其身。政府的責任是要維持宏觀穩定，監管市場，保障消費者及投資者，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及提供適當的社會保障。我相信在現實生活當中，一套包涵各方面智慧的綜合政策更能切合實際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