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思想的發展與矛盾 (7)

1950年代以後芝加哥大學在經濟學的研究範圍擴展到傳統經濟學之外，特別是法律經濟學。法律經濟學的早期思想來自公共政策的經濟分析。海耶克也是功臣之一，他自1950年在芝大任敎，有十年的時間。佛利民說對於海耶克的經濟思想，大部分芝大經濟系的學者都站在他那一邊。佛利民甚至說，海耶克的經濟思想促使前蘇聯的解體。佛利民是否誇張，信不信就請大家自行判断了。不過我相信當時各國在意識形態上較為重視，促使海耶克的經濟思想在西方大受歡迎。但我相信海耶克的經濟思想是受到另一位自由主義學者米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UK）所影響的。

芝大歷史上的一項重要發展是，1939年西蒙斯(H. C. Simons, 1899 - 1946, USA) 在芝大開設了經濟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課程。從西蒙斯倡議的公共政策分析中，後來發展出由佛利民為首的現代貨幣主義和法律經濟學分析。1958年芝大創辦了《法律與經濟學報》(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而芝大法學院的高斯（Ronald Coase, 1910 - 2013, UK）為芝大開創了一個嶄新的領域：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高斯在1937年發表論文：「公司的本質」( The Nature of the Firm)，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者。新制度經濟學巳發展至經濟管理分析方面，對公司組織、壟斷、行政、法律案件等分析，能作出較佳的建議。諾斯（Douglass C. North，1920－, USA）為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於1993年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想在這裡談一下高斯的論文：「公司的本質」。基本上高斯認為，因為市場有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例如搜尋成本，談判成本，監督成本，契約訂定成本等，公司的形成就是為了降低市場的交易費用。這問題我也思考了一段時間，直至最近，我發現海耶克一篇重要的文章：「知識在社會的用途」(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1945)(Note 1)，裡面提到知識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 的概念，這知識分工可與阿當史密斯的勞動分工相對照。

容我在這裡向高斯的論文挑戰，我的理論是，社會上有不同的人擁有各式各樣的技能(skill)及學識(knowledge)，他們個人的技能及學識在市場上的價值不高，但通過公司的形成，把各樣技能及學識組織起來，便能大幅提升公司的競爭力及市場價值(market value)。舉一個例子，懂電腦程式的只能當一個程式員，但若把懂電腦程式的，懂系統設計的，懂産品開發的，懂市場管理的集中起來，組成一間公司，這就變成一間高科技公司，如蘋果，微軟等集團，公司的潛在價值將大幅提高。

两個擦鞋童一起當然不會提高競爭力及其市場價值，一加一始终是二。但在一個知識分工日趨專業化的社會，每個人擁有的知識及技能均極為狹窄，市場價值有限，公司化集團化將大幅提升其競爭力。例如有醫生、牙醫，會計師及律師都有公司化的趨勢，我們叫「埋堆」。埋堆是想食「大茶飯」，絕不會只是為降低交易費用這麽簡單。他們不是不可以「單打獨鬥」，而是公司化可以提高競爭力及其市場價值，一加一肯定大於二。公司與公司的合併也是為提高競爭力及市場價值，否則何須合併。高斯說的交易費用如契約訂定成本亦只不過是一次性費用(One-time cost)。有一些情况公司形成反而會增加交易費用，如監督成本是公司才會有，「單打獨鬥」是不須要監督的。

我認為高斯把交易費用看得太重要，經濟是一個選擇的問題，原則是取其最大(淨)利益者，而不是取其最小成本者。凱恩斯也曾說過，推動企業的是利潤而非節省(The engine which drives enterprise is not thrift, but profit)。在某些方面公司是可以降低交易費用，但相對而言不是最主要原因，提高競爭力及其市場價值才是重點。即使高斯不同意我的說法，但他應該知道他的說法是有商榷餘地的。

另外高斯於1960年發表在《法律與經濟學報》上的著名論文「社會成本的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後被稱為高斯定理。高斯提出，清楚界定產權可以解決外部性問題(Externalities)。簡單來説就是，持份者會自行解決，結果只是利益的分配問題。高斯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高斯對英國劍大的庇高(A.C. Pigou, 1877 – 1959, UK) 在關於社會成本的問題上有所商榷。庇高舉出一例，暢通的道路令人們湧去使用，最後暢通的道路變成擠迫的道路，使其社會效益下降。所以政府應向道路使用者徵收稅項，令其效益回升。高斯則指出，若把道路所有權私有化，擁有道路的公司自會提高過路費，令道路使用符合最佳的效益。當中只涉及利益的分配，對經濟效益無損。這個看法我覺得較為「書本味」。

擁有道路的公司有一定的壟斷權力，他們任意提高過路費將要由公衆去承担。所以公用事業(public ultilities)都有監管加價的措施。公共資源是否都要賣光，是否都適宜全以自由市場原則去運作，是有爭議的。現實歸現實，這種可疑的效益是否值得推崇？史狄里茲(Joseph E. Stiglitz, 1943 -, USA)指出 (Note 2)，美國的一些右翼份子積極鼓吹小政府，目的不外是想政府把一些項目外判承包甚至私營化，以逃避監管。他指出美國在2001年史上最大宗破産案的主角安隆(Enron)，便是自由化最大的鼓吹者。(Note 3)史狄里茲進一步指出，安隆透過操控加州的電力市場，刻意營造電力短缺的假象，從而牟取高昂電費。政府監管後，便不再電力短缺了。庇高的道路稅雖然不一定是最佳經濟效益的選擇，但可用税率調節道路使用，更具政策彈性，總好過任由私營哄抬路費。

 Note 1

海耶克這一篇文章：「知識在社會的用途」主要是說知識分工的重要性，與高斯的「公司的本質」一文無關。這篇文章被美國經濟學會(AEA)評為100年内首20篇最佳論文之一。

Note 2

史狄里茲(Joseph E. Stiglitz, 1943 -, USA)在研究資訊經濟學方面而聞名，是新興凱恩斯經濟學派的重要成員之一，並奪得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史狄里茲對美國經濟問題的看法，見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Norton，(2012)，W. W. Norton & Company。

Note 3

美國能源投資管制極為嚴格，安隆利用金融財技，成功規避美國的監管，成為金融界投資避險資本的首選。安隆引來了大量廉價的風險投資，它的投資也更多，幾乎是不受任何條件限制。安隆很快成為美國十大企業之一。能源價格於2001年初開始下跌，令安隆交易獲利大為減少。另外公司從事利率方面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出現大幅虧損。國際經濟向淡，網路及其他國外投資亦相继出現鉅額虧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