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說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但偏偏中國人的做事方式和生活習慣就是有別於西洋人。專研儒學的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書中指出中國人偏重家庭生活，而缺乏集團生活。梁漱溟說西方人注重集團生活有四大特點：1. 公共觀念、2. 紀律習慣、3.
組織能力、4. 法治精神。他進一步指出「西洋人之執法，中國人之徇情」，西洋人處理百事，無論什麼人來一律看待。「然後乃少費話，免糾紛，公事進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
相比之下，中國人慣於用家庭方式處事，梁漱溟說：「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壯弱，其個別情形彰彰在目」。在家庭中，一切按長幼尊卑，「無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梁漱溟說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因此亦缺乏政治能力。這無疑解釋了為什麼西方人能組織研究學術的團體，而中國人卻不能。很明顯的道理，學術不能以長幼尊卑的方式處理。學術團體需要很堅實的合作精神，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反觀中國人的個人功利慾較強，寫詩寫得好從來是自家的事，學術那裡會有合作這回事？
中國人偏重家庭生活亦産生「排外」的心態。排外是指傾向排除家庭以外的訴求。事實上，中國過去數千年來(堯舜之後)，是奉行封建時代的「家天下」，所有事均以家庭利益為核心，「輕個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後國家」。梁漱溟還指出：「中國始終墨守其古樸的農業社會不變，素不擅發財。如何能歸之於經濟力量？」(《中國文化要義》p.7) 所謂的「不擅發財」我相信是指經商。早於17世紀，英國己經是世界最大商貿國。當時英國向乾隆提出開放港口通商，但乾隆說中國什麼都有，什麼都不缺，拒絕開放港口通商。他說如果開放港口通商也是對西方人的恩賜。孔子說：「放於利而行，多怨。」意思是說求利必招仇怨。又說「小人喻於利」，顯而易見，孔子從來不鼓勵談利。這便是中國封閉社會，不懂變通，不會順應潮流。中國信奉的仕農工商中的「商」是排名包尾，地位最低。由此可見，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國是一個重農輕商的社會。
不过口中不談利不等於心中不想利，所以老子才說聖人(指「奉行」儒家的)都是虚偽的。真正儒家和奉行儒家是两回事。奉行儒家只是表面。老子舉了一個例，田成子殺了齊君自己做了齊國國王，齊國的文學家就把他吹捧成英明的領袖，齊國的大臣還稱頌他是偉大的君主甚於堯舜。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司馬遷在《史記》的描述。司馬遷還是比較老實，坦白指出人們忙著都是為了利，這個看法比經濟學鼻祖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 - 1790) 的「人皆有自利本性」的說法早了近二千年。但可惜司馬遷不是經濟學家，沒有進一步研究人的經濟行為。自利本性中外皆然，於此可見一斑。所以經濟學能以一種科學自居，因理論有其普遍性。正因如此，舊中國從來沒有科學，也自然沒有經濟學。正如我之前說过，中國從來不重視專門學科。
就以醫學為例，人命關天，理應皇帝也有切身利益才對，不會不重視。但翻查資料，过去中国醫學就是沒有做系统的整理，皇帝也懶得去管。直到明代的李時珍（1518—1593）竟發現古代醫藥典籍中有不少謬誤之處，他用30年的時間有系統地重新整理明代以前的所有藥物特性，將所收集的1892種藥物劃歸16部，60類分述。这本書就是著名的《本草綱目》，全書近二百萬字，共52卷，書中附方達一萬餘首，插圖一千多幅。但这还是李時珍個人做的，不是國家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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